木门咔哒一声合拢，房间里彻底安静下来，只有窗外的鸣笛声，和不知从哪儿飘来的呻吟声，提醒着她这里仍是医院。
    俞琬缓缓摊开手掌。这双手在柏林，在巴黎总共做过三百多台手术，如今它们干净、白皙、指甲圆润整齐，却总觉得空空的，凉凉的，像是缺点什么
    她走到桌边，打开随身带着的小医疗包。这个小包是她的伙伴，即使最狼狈的逃亡路上，都没舍得扔下。手术刀、止血钳、羊肠线，静静躺在绒布垫上，每一件都擦得锃亮，仿佛也是等待着她检阅的士兵。
    她拈起最趁手的那把柳叶刀，于指尖转过半圈。银光掠过眼睛，就这么恍惚了片刻，又将刀放回去，合上皮质包盖，微微叹一口气。
    开始了，她对自己说，在阿姆斯特丹的第一份“工作”，虽然只是文职……也总比待在家里好。
    女孩抽出病历最上面那份：“姓名：托马斯·米勒，年龄：19，伤情：左腿截肢，感染风险：高。”
    指尖倏地顿住了，十九岁，和克莱恩营地里的那些找她讨水果糖的孩子差不多大。
    她强迫自己翻开下一页，22岁，弹片贯穿胸壁，做过三次手术，再下一页，弗里德里希，17岁…双腿烧伤三度…
    每一页背后，都是一个刚刚起飞就被摔碎掉的人生。
    她狠狠闭了闭眼，笔尖在纸上沙沙写着，日期、编号、伤情描述……她做得很专注，快十点时已然整理完一小摞。
    不一会儿门就又开了，人们陆续进来，把偌大的办公室坐得满满当当，五六个德国的中年女人，四五个荷兰姑娘，打字机的哒哒声此起彼伏，却掩不住空气中微微的凝滞感，像一锅放凉了的卷心菜汤。
    昨天维尔纳医生就和她们交代过，会来一个新人，叫“文医生”，听那姓氏，既不像是德国人也不像是荷兰人，可从没有人想到，竟然是个东方人。
    “医生？”胸前别着纳粹妇女联盟徽章的海因里希太太，当即蹙起眉头，“医生为什么来做文书？”
    男人头也不回：“战争时期，人尽其才。文医生德语流利，有医疗背景，适合档案整理工作。”
    这个解释显然没能说服任何人。
    此刻，海因里希太太的目光在俞琬的黑头发黑眼睛上停留了好几秒，再扫到她身上那件一看就价值不菲的米色风衣，又瞥向走廊里那个穿ss军服的大块头，嘴角向下撇得更厉害了。
    东方人，关系户，而且还是一个有党卫军保护的特殊关系户。
    办公室里安静得诡异，只有墙上那只挂钟，秒针一格一格地跳，声音响得惊人。
    海因里希太太终于移开视线，低头打字，但敲击的力道，重得像是要把键盘给砸穿了。
    下面的时间，俞琬感觉自己像被一道玻璃墙隔开了，墙外是“她们”的世界，交谈声都压得很低，用的是荷兰语或是极快的德语，她听不大清。而每当她抬头，又总能捕捉到迅速移开的视线。
    女孩的指尖把病历纸捏出褶皱来。
    在巴黎时，病人们会满含信任地叫她“文医生”，而在这……她似乎成了某种需要解说的…异类。
    过了不知多久，俞琬终于鼓起勇气走向茶水间，想和同事们打个招呼，哪怕只是融入一点点。
    可刚推开门，里面的笑声就戛然而止。几个荷兰姑娘正喝着咖啡，看见她，表情都有些不自然。
    最年轻的那个女孩偷偷瞄了她好几次，第三次时，她似乎想要说什么，却被门口的海因里希太太一个眼神就给制止了。
    女孩呆站在原地。她能感觉太多视线落在自己背上，那些目光不凶也不狠，却细密如针，扎得她皮肤发麻。
    女孩握着搪瓷杯，她没去倒水，也没说出那句在心里排练过好多回的“日安”，只是安静地退了出来，一步步挪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。
    她重新开始工作，让自己目光落在那些拉丁文术语上，笔尖划过纸张，沙沙声成为小小的堡垒，暂时将自己围裹起来。
    直到挂钟闷闷地敲响了十一下。
    流言以惊人的速度蔓延开来，窃窃私语顺着门缝漏进来。
    “……真的，黑得像乌木的头发，长得特别小……”
    “保镖跟着，听说是个上校的……”
    “什么关系啊？情妇？”
    “秘书处那边说她是医生，但在那抄病历，奇怪……”
    “技术不行吧？毕竟是东方人……”
    约翰在走廊上投下长长的阴影，每个路过的人都下意识绕开，却又在转角处迫不及待地继续议论开。
    俞琬的钢笔越握越紧，指腹传来了隐隐的痛感。
    没来由地，就又想起在夏利特的日子来，那些同学表面客客气气地说“东方学生理论背的好”，背地里却打赌她第一次实操肯定手术刀都拿不稳。后来….她完成了他们中最快的阑尾切除，6分49秒，观摩室里鸦雀无声。而现在......
    窗外，手术楼的门开开合合，担架进进出出，上面的血迹新鲜得刺眼。
    她想去那里，但是真需要今天就这么做吗？
    中午十二点，食堂
    红十字会的食堂藏在地下室里，原本是香料交易所的酒窖。拱形的石头天花板很低，空气里飘着煮过头的卷心菜味和消毒水混合的古怪味道。
    女孩端着盛着土豆汤和黑面包的铁皮托盘走下台阶来。
    所有桌子旁都坐满了人。或者说，每当她端着托盘走近一张有空位的桌子时，那个空位就会像变魔术般消失。
    第一张桌子，两个护士正热络地聊天，她走近时，其中一人突然“想起”要把手提包放在空椅上。第二张，几个前台姑娘看见她，齐刷刷地低下头。
    第三张桌子……
    她端着越来越沉的餐盘，孤零零站在嘈杂的食堂中央，像个在陌生森林里迷失方向的小动物。
    她能感觉到约翰就站在食堂入口的阴影里，他进不来，这是规定，非医院人员不得进入用餐区。可他那身党卫军制服，本身就让气氛更微妙了。
    就在指尖被铁盘硌得发白时，角落里有人朝她挥了挥手。是卡特琳，那个茶水间里看她的雀斑女孩。她坐在最边上，旁边还有两个空位。
    俞琬迟疑了一下，最终还是一步步走过去。
    “坐吧。”卡特琳的德语带着浓重的荷兰腔。女孩轻声道谢，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。
    餐桌瞬时安静下来，另外几个姑娘都在埋头吃饭，没人说话，只有餐具碰撞盘子的声音，咔嗒咔嗒。
    汤是温热的，面包也比想象的要软些，俞琬拿面包蘸着汤，小口吃着，却哽在喉咙里难以下咽。
    就在这时，海因里希太太那桌的谈话声，借着酒窖特殊的拱形结构，清晰地飘进了她耳朵里。
    “……所以说，有些人就是命好。”叉子狠狠戳着煮得发灰的土豆，“什么都不会，也能进来，还配个带枪的，生怕别人不知道她有来头。”
    “听说是维尔纳医生亲自安排的。”另一个女人接话。“他之前可从来不管文书的事。”
    “谁知道呢，”第三位女士抿了抿涂着口红的嘴唇，“东方人，长得倒是……哼，我丈夫的部队在维斯瓦河，正牌雅利安人每天在泥地里打滚，有些劣等人种倒好，风吹不着雨淋不着，还有人保护。这世道。”
    “保护？”海因里希太太冷笑一声，银质餐刀在盘子上刮出滋的一声，“谁知道是保护还是监视，说不定是盖世太保的眼线呢。”
    这个词像块冰砸进沸油里，整个食堂都被按了暂停键，瞬间安静了几秒。
    哒！
    卡特琳的汤勺掉进了碗里，溅出几滴褐色汤汁来，她慌张看向俞琬，又迅速低下头，在阿姆斯特丹，没人不知道盖世太保半夜抓人的故事。
    女孩始终没抬头，全身血液都冲上脸颊去，耳朵里也嗡嗡作响，那些话像一根根刺般扎进身体里，扎得她指尖叉子差点掉到桌上。
    她此刻只想站起来，想离开，想躲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去。可她终究只是更深地低下头，盯着那块凉冰冰的黑面包。
    女孩回到办公室时，桌上那摞病历又无声地高了一截。
    她坐下，翻开第一份，姓名未知，年龄估计16，伤情：面部严重烧伤，双目失明，备注：无法言语，身份待确认。
    女孩的心猛然揪了一下，十六岁，或许更小些。这个年纪的男孩子本该在校园里打闹，可现在，却连发出痛苦呻吟的权利都被剥夺了，她闭上眼睛，心口堵得几乎喘不过气。
    下午两点，维尔纳推门走了进来，风尘仆仆的，白大褂上还沾着血。
    “文医生，档案室有一批1939年以前的旧病历要整理。”他说得公事公办，“你去处理一下。”
    海因里希太太几乎立刻抬起头来。“那些病历不是归我——”
    “你今天有其他任务。”维尔纳不容置疑地打断，“文医生，时间很急，跟我来。”
    他的语气很平常，但镜片后的眼睛狡黠地眨了眨。
    俞琬心跳微微一顿，她好像有点明白了。
    她缓缓站起身，能感觉到背后几道目光像针刺一样，几乎能把背刺出个洞来，却还是重重点了点头。“好的。”
    走廊里，约翰像哨兵似的伫立在墙边上，见她出来，他侧身让开一步，随即脚跟微动，眼看着就要跟上去。
    “中尉，”维尔纳拦住他，“地下室楼梯太窄，人多碍事，你在这等着吧，文医生很快就回来。”
    约翰依然没应声，目光越过维尔纳，再次投向女孩。
    俞琬指尖下意识捏住了衣角，声音有些发虚：“我很快就回来。”
    男人沉默了几秒，但真令行禁止般站回了原处，视线追随着她的背影，直到那抹米色消失在转角处。
    他们并没有真去地下室。
    一转过拐角，维尔纳的步伐明显加快了，他带着她穿过连廊，连廊尽头，那扇通向手术区的铁门清晰可见。
    俞琬跟在他身后，心跳不由地加速，连手心都冒起汗来。她知道自己在冒险，也知道约翰可能起疑，随时可能跟上来，心里又开始七上八下地打起鼓来。
    “换上。”维尔纳递给她一套洗手衣，“三号间，一个阑尾炎手术，已经在麻醉。二助位置空着。”
    女孩接过柔软布料的一刻，某种沉睡的东西像在身体里苏醒了。可下一秒，她又想起克莱恩紧锁的眉头，他严肃的脸，还有他军装上被自己眼泪浸湿的那一小片水痕。
    但记忆里，忽然又浮现起早晨病历上的那些伤员，还有那个十六岁就烧的面目全非的男孩。
    见女孩还有些发怔，维尔纳又自顾自地说。
    “那些病历放二十年也不会跑。”他推了推眼镜，“但病人的阑尾会在两小时内穿孔，选哪个？”
    这话落下，女孩不再迟疑，套上过长的洗手衣，别起袖子迈步走去。
    对不起赫尔曼，就帮一下忙，如果你知道，你也能理解的，是不是？
    而当她推开门的一刻，闻到那股熟悉的消毒水、乙醚和血腥混合的气息时，这一天所有的忐忑，连带着那些如芒在背的目光，竟然都奇异地消失了。
    主刀医生是个五十多岁的德国人，眉头习惯性拧着，一看就脾气不大好，看见一个娇娇小小的生面孔进来，眉头锁得更紧了：“新人？哪来的？”
    “文书室的。”维尔纳替她回答，“但她在巴黎执过业，有自己的诊所。”
    贝克尔这才抬起头正眼打量她，洗手衣和手术帽把她裹得只露出一双黑曜石般的眼睛，在无影灯下亮闪闪的。
    “东方人，还是意大利人？“
    “……中国人。”
    中国人，在阿姆斯特丹，还是他们这位眼高于顶，被业界评为“才华与刻薄等量齐观”的同行亲自推荐，男人难以置信地扬了扬眉毛。沉默了足足五秒，才开了口。“会缝合吗？”
    “会。”
    “那别站着。”贝克尔转身，“洗手，上台。”
    手术进行的出奇顺利，病人的阑尾已经化脓，组织黏连，需要小心剥离，女孩负责止血。缝合时，贝克尔看了她的手一眼，径直把持针器递过来：“你来缝。”
    她接过去，冰凉的触感反让心更静了，进针、出针、打结，针脚间距细密得如同用尺子量过似的。
    贝克尔盯着看了几秒，哼了一声：“还行。”
    这大概是一位德国老医生能给出的，最接近赞扬的评价了。
    洗手池前，贝克尔一边用力搓着手，一边对镜子里的维尔纳瞪眼：“这样的人，你让她去当文书？简直浪费。”
    眼镜男人无奈地笑了笑：“有人不让。”
    “谁？”
    “她未婚夫，赫尔曼·冯·克莱恩，警卫旗队装甲师的上校。”
    话音落，老医生冲洗的动作猛然顿了一秒，水流哗哗地淌着。“那个在东线一口气干掉六十辆t-34的疯子？”
    “同一个。”
    贝克尔关掉水龙头，转过头重新打量起女孩，目光中的审视渐渐变成一种复杂的掂量——混合着恍然大悟、隐隐的忌惮，以及...某种微妙的敬意。“怪不得。”
    怪不得连维尔纳都得“特别关照”。但这层认知，反而让贝克尔的态度软化了些，前线军人的女人，在战时值得一点尊重。
    因为这往往意味着，她们也在承担某种形式的牺牲。
    “明天下午两点，”贝克尔把擦手的毛巾扔进回收筐，“有个腹股沟疝手术，缺个一助，来不来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