暂时撇开沙瑞金三人在岩台宾馆的密室商议不谈，视线转回京州。
    大风厂现场，人群虽已疏散，但紧张的气氛仍如凌晨的寒雾，未曾完全散去。
    陈岩石还想坚持他“接地气”的人设，骑他那辆旧电瓶车准备离开。
    但此刻的李达康，自然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。
    虽然这一世沙瑞金没有说出“举著一把老骨头当火把”那样极具煽动性和个人情感色彩的话，也没有当即邀请陈岩石去省委常委会讲歷史，但那一声从话筒里隱约传出、又被李达康敏锐捕捉到的“陈叔叔”，以及陈岩石自然无比的“小金子”，已经足够说明很多问题。
    沙瑞金与这老头的私人关係，恐怕比外界知道的要深。
    李达康会保持对陈岩石起码的、合乎身份的尊重。
    这是面子工程，更是政治嗅觉。他对沙瑞金的敬畏是实实在在的，哪怕对方只是沙瑞金的“远房亲戚”，他也不会怠慢——这与上一世祁同伟那种近乎諂媚的急切巴结有本质不同。
    祁同伟当时需要抓住一切机会向新书记表忠心，而李达康作为老牌常委、经济干將，他需要巴结的只有沙瑞金本人，对沙瑞金的亲友保持礼貌和照顾，只是这种巴结的延伸和体现。
    早春的京州后半夜寒气透骨，陈岩石毕竟年事已高，在厂区风口站了半宿，身体也有些吃不消。
    他象徵性地推辞了两下，便“从善如流”，坐进了李达康专门安排的轿车。
    车辆平稳地驶向养老院，將现场的混乱和未散的硝烟拋在身后。
    养老院里，王馥真一直心神不寧，根本无法入睡。听到门外汽车引擎声和熟悉的脚步声，她立刻披衣起身，迎了出去。
    看到陈岩石虽然满脸倦色，但眼中闪烁著难以抑制的兴奋光芒时，她悬著的心才算落下一半。
    送走李达康的司机，老两口互相搀扶著回到房间。
    门一关上，王馥真就急切地问道：“老头子，怎么样……”
    陈岩石挺了挺有些佝僂的腰背，脸上是压抑不住的得意：“放心！我出马，还能有问题？不仅通了话，我叫他『小金子』！他应了！这说明他没忘旧情，心里还认我这个叔叔！”他压低声音，眼里闪著精光，“等他调研结束回京州，我们请他到家里来吃顿便饭。到时候，把赵家帮那些事，山水集团的底，好好跟他说道说道……有了这层关係，再加上这次的『投名状』，小海的前途，还用愁吗？”
    王馥真看著他兴奋的神情，想说什么，终究只是嘆了口气，默默地去给他倒热水泡脚。
    老头子一辈子要强，算计了大半生，但愿这次，也能如愿吧。
    一夜看似平静地过去。
    第二天上午十点，省委办公厅紧急通知的线上临时常委会准时召开。
    身在京州的常委们聚集在省委小会议室，沙瑞金、田国富以及一位在外出差的常委则通过视频连线接入。
    时间一到，屏幕上的沙瑞金面容略显疲惫，但眼神锐利。
    他没有丝毫寒暄，直接切入主题，声音低沉而带著压力：
    “同志们，现在开会。议题只有一个：昨晚京州大风厂发生的群体性事件。”
    他开门见山，定下严峻的基调：“事情的影响极其恶劣，已经形成了重大舆情，並且传播到了境外。这不仅仅是京州的问题，也不仅仅是拆迁纠纷，这已经严重影响了汉东的形象，破坏了稳定大局。上级领导高度重视，將会对我们省委班子进行严肃问责。”
    他巧妙地將领导对他个人的质询，转化成了“对省委的问责”，將压力分摊给在场的每一个人。
    李达康早有准备，立刻起身，对著镜头方向微微躬身，语气沉重地开始检討：“沙书记，各位同志，我要做深刻检討。作为京州市委书记，我是处置大风厂问题的第一责任人。这次事件暴露出我们京州市委市政府在工作中存在严重不足：对歷史遗留矛盾的复杂性估计不够，对拆迁过程中可能引发的群体风险预判不足，现场处置不够果断有力，信息上报也不够及时准確，导致事態扩大，发酵成重大舆情，给全省工作造成被动。我负主要责任，请求省委处分。”
    沙瑞金看著屏幕里的李达康，脸上没有太多表情：“达康同志，你是京州的一把手，稳定是第一责任。事情发生在你的辖区，酿成如此后果，你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。你的检討，会后要以书面形式正式上报省委。”
    “是，沙书记。”李达康坐下，面色凝重。
    沙瑞金的目光扫过线上线下每一位常委，继续点名：
    “省公安厅，在事件初期情报研判、现场警力部署和舆情风险控制方面，是否存在失察失职？肖钢玉同志，你要查清楚，给出交代。”
    屏幕一角，专门被要求列席的肖钢玉，额头渗出细汗，连连点头。
    “省委宣传部、网信办，对如此重大的网络舆情，监测是否及时？研判是否准確？引导是否有力？为什么会让负面信息如此快速扩散，甚至流出境外？宣传思想阵地怎么守的？”
    分管宣传的常委和宣传部长面色严肃，快速记录。
    “省委政法委、省信访局，对於大风厂这类长期信访矛盾突出、存在重大稳定风险的点，平时的排查化解工作是怎么做的？有没有预警机制？为什么没有提前介入，將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態？”
    高育良面色平静，但眼神微沉；省信访局局长如坐针毡。
    “省总工会，在涉及职工重大权益的问题上，是否履行了指导、监督、维护的职责？”
    沙瑞金的质问条理清晰，刀刀见血，將大风厂事件拆解成各个环节的责任，让每一个相关部门的分管领导都感受到了沉甸甸的压力。
    会议室里气氛凝重，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和偶尔压抑的咳嗽声。
    祁同伟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面前摊开笔记本，手中的笔匀速记录著，脸上看不出任何情绪。他就像风暴眼中最平静的那一点，冷静地观察著风暴的形態与走向。
    会议进行到约半小时，正在沙瑞金就善后工作提出初步要求时，视频画面中，他身后临时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。
    秘书白景文脚步急促但竭力控制著声音，小跑到沙瑞金身边，俯身耳语了几句。
    只见屏幕上的沙瑞金，脸色肉眼可见地迅速阴沉下去，眉头拧成了一个深刻的“川”字。
    他抬手示意白景文停下，然后面向镜头，声音比刚才更加冰冷：
    “各位，临时情况。上级领导的问责电话已经直接打过来了。我去接一下。利用这个时间，大家都好好思考一下，这件事到底该怎么彻底善后，怎么挽回影响，怎么向d和人民交代。我很快回来。”
    说完，他起身，快步离开了摄像头范围。
    视频画面里，只剩下空荡荡的椅子和略显凌乱的桌面。线上线下的常委们面面相覷，会议室里一片压抑的寂静。
    所有人都明白，“上级领导的问责电话”在么快打来，分量有多重。
    隔壁的临时办公室，沙瑞金关上门，深吸一口气，才拿起那部红色的保密电话，回拨了过去。
    电话几乎瞬间被接通。
    “副总，您好，我是沙瑞金。”他的声音恭敬而紧绷。
    电话那头传来一个平和、沉稳，听不出太多喜怒的男声：“瑞金同志，受委託，我现在代表內阁，就昨晚汉东京州大风厂群体性事件，向你进行问询。”
    “是，我明白。您请问。”沙瑞金站直了身体。
    “第一个问题，事件信息，特別是视频图像，在极短时间內通过网际网路大面积扩散，並迅速传播至境外，造成恶劣国际影响。原因查清楚了吗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？”
    沙瑞金早有腹稿，立刻回答：“基本查清了。直接原因是涉事大风厂一名退休工会干部的儿子，从事网络水军行业，在事件发生时进行了现场网络直播。而背后，与我省检察院一位退休的副检察长陈岩石同志有关。他退而不休，长期介入大风厂事务，与这些职工家庭往来密切。这次，很可能是在他的影响或默许下，该职工家属採取了这种极端网络传播方式，意图扩大事態，向政府施压。”
    他毫不犹豫地將主要责任引向了陈岩石。
    郑西坡、郑乾父子分量太轻，扛不起这么重的“锅”。
    而陈岩石，既有退休高官的身份便於解释其“能量”，又因其“上躥下跳”的行为，让沙瑞金此刻拋弃他时毫无心理负担——甚至带著一种被“算计”后的慍怒。、
    他拿到的初步报告也显示，陈岩石与郑西坡的交往確实极其密切。
    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，问道：“一位退休的副检察长，遇到问题，为什么不通过正常组织渠道反映，而是要煽动职工利用网络，甚至导致信息外传？这是对组织不信任，还是另有原因？”
    这个问题很尖锐。
    沙瑞金当然不能说“因为反映了没人理”，那等於打整个汉东系统的脸，更是打他这个一把手的脸。
    他选择了一个更“安全”的指责方向：
    “根据我们了解，陈岩石同志退休后，心態发生了一些变化，有时显得比较……愤世嫉俗。他曾在不同场合发表过一些偏激言论，比如质疑我省司法系统的公正性，声称『法院和某些企业家是一伙的』。这反映出他对组织可能確实存在一些不信任情绪。这次的行为，恐怕也是这种错误思想的延续。”
    他巧妙地將陈岩石与祁同伟衝突时说的话拋了出来，既坐实了陈岩石“思想有问题”，又暗示其行为並非偶然。
    也把他棺材板上的钉钉的更结实一点。
    “嗯。”电话那头不置可否，只是说道，“对於这类退休后思想產生偏差、不能正確发挥作用，甚至干扰正常工作的老同志，原单位和老干部工作部门，要加强教育和管理。”
    沙瑞金立刻接上：“是的，我们省委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。实际上，常务副省长祁同伟同志在前不久的会议上，已经严肃批评过陈岩石同志的错误言行，並指示省委组织部、老乾局对其进行专门的谈话教育。只是看来，效果还不明显，他的思想转变需要一个过程。”
    他本能不想给祁同伟贴金，但这件事是公开的，他无法隱瞒，不如顺势说出来，显得省委早有动作。
    祁同伟上面有天线，他现在和祁同伟也没有矛盾，贸然抢功，反而会让关係恶化。
    电话那头跳过了这个话题，转而问道：“大风厂的具体拆迁和职工安置问题，你们省委打算如何彻底解决？”
    沙瑞金精神一振，这是展现他掌控力和行动力的时候：“请领导放心，我正在主持召开省委临时常委会，专题研究部署大风厂事件的善后工作。我们將组成专项工作组，由省领导牵头，依法依规、公平合理地彻底解决大风厂的產权纠纷和职工安置问题，確保类似事件绝不再次发生。”
    一个千人工厂的拆迁，若非闹到如此地步，根本入不了这个层级的法眼。
    通常区长处理便可，市委书记过问都算重视。
    对方显然也志不在此，得到沙瑞金“正在处理”的承诺后，便不再追问。
    然而，紧接著，电话里的语气似乎略微沉下了一分，问出了一个让沙瑞金心头骤紧的问题：
    “另外，我们了解到，在昨晚事件发生、情况未明时，省委副书记高育良同志曾紧急打电话向你匯报，但被你的秘书以你已休息为由拦下了。是否有这件事？”
    沙瑞金心中一沉。他知道，政法系统的问责线是独立的，高育良肯定也已经接受了问询。
    高育良没有理由、也没有必要替他背这个“瞒报”的锅，实话实说是最自然的选择。
    他深吸一口气，措辞谨慎地回答：“是的，確有此事。当时大约是凌晨……具体时间秘书有记录。高育良同志打电话来时，我確实已经休息。我的秘书考虑到我连日基层调研非常疲惫，已经睡下，而根据他当时从高育良同志那里了解到的情况——京州市委书记李达康同志已在现场，局面得到初步控制——因此，他和高育良同志都误判了事態后续发展的严重性和紧急性。所以，我的秘书向高育良同志说明我已休息后，高育良同志並未坚持要求必须立即叫醒我。”
    他的表述极其讲究：强调了李达康在场且“控制局面”，將“误判”归为秘书和高育良共同的责任，最后点出是高育良自己没有坚持。
    逻辑上似乎能自圆其说。
    然而，电话那头的人，岂是能被轻易绕进去的？
    “高育良同志的问题，组织上会另行了解。”对方的声音依然平稳，但接下来的问题却如手术刀般精准，直刺核心，“我换一个问法：如果昨晚的事件，后来没有通过网络发酵、没有传播到境外，在你看来，你的秘书拦下高育良的匯报是否合適的？”
    沙瑞金喉咙一哽，一时竟被问住了。
    这个问题的厉害之处在於，它剥离了“结果”（舆论爆炸），只追问“行为”本身的合理性。
    无论怎么答，都是错误。
    这次的事情確实是他做错了，哪能通过几句话就完全撇清自己的责任，再厉害的纵横家，也只能通过话语选择相对小一点的责任罢了。
    如果回答“不合適”，那等於承认秘书犯了大错，而秘书犯错，根源在於领导的用人失察、管理不力。这直接指向他作为一把手的领导能力和掌控力存在严重问题。作为一把手，如果连自己贴身的心腹秘书都没法管理好，怎么让组织相信他能管好汉东30万干部和8300万人民。
    不是说秘书不能犯错，而是说，作为领导最贴心的心腹，领导要在他犯小错的时候，就要引导他改正甚至直接换人，而不能给他犯大错的机会。
    秘书要是外放了，就和领导没关係了，就像陈清泉被抓，对高育良基本没有影响；但是如果在职秘书出了问题，现任领导是甩不清的，会被直接质疑领导能力。
    如果回答“合適”，也有问题，会被直接认为对事件认知和判断能力不足。
    沙瑞金额头微微见汗，大脑飞速权衡。他知道自己昨晚確实大意了，內心深处甚至对高育良的“不够坚持”有些埋怨。但此刻，两害相权取其轻。
    对网络舆情发酵速度的误判，是许多干部都可能犯的错误（高育良、李达康不也如此？），这属於“认识局限”。
    他咬牙，选择了后者：“领导，我向您深刻检討。这暴露了我们，特別是我个人，对当前新媒体环境下舆情发酵的迅猛程度和潜在危害，严重估计不足，存在麻痹思想和侥倖心理。我们当时依据现场初步反馈，错误地认为事態可控，没有预见到其连锁反应和舆论爆发的可能性。这是严重的判断失误。”
    他试图將“拦下匯报”的行为，包裹在“集体误判”和“能力不足”的外衣下。
    然而，电话那头的声音並未放过他，反而顺著他的逻辑，给出了更严厉的詰问：
    “所以，你的意思是，一位省委副书记，在深夜向你匯报一个涉及上千群眾聚集对峙、存在严重安全隱患的突发事件，只要你们『判断』舆论不会爆炸，这件事的紧急性，就不足以打断你的休息？”
    这不是给沙瑞金降智，他金刚愎惯了，习惯当家做主搞一言堂，当一把手的时候，连二把手的完全不在眼里，现在管理一个经济大省，心里下意识的没把这种小事放在心上。
    是啊，如果不是他平时就表现出这样的態度，耳濡目染下，白景文也不会受他影响，做出阻拦的判断了。
    沙瑞金脸上一阵燥热，连忙辩解：“领导，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！我始终牢记……”
    他嘴上在辩解，心里甚至还有一丝不满，觉得这点小事，过於上纲上线。
    “好了。”对方打断了他，语气似乎缓和了一点，但內容依旧沉重，“我注意到你这次在下面跑了不少地方，这很好。但调研，不能只听干部匯报，更要沉到一线去，听听车间里的工人、田里的农民、街边的商户怎么说。多接接地气。”
    “是！领导的批评一针见血，我完全接受，一定深刻反思，立即整改！”沙瑞金知道，辩论已无意义，唯有彻底认错。
    “这次事件，写一份详细的报告，包括经过、原因、责任分析、处理情况和你的反思，直接报上来。”
    “是，我一定认真写好。”
    电话掛断。沙瑞金握著话筒，站在原地足足一分钟，脸色阴沉得能滴出水来。那句“多接接地气”，像鞭子一样抽在他的脸上，火辣辣地疼。
    他从未受过如此直接而不留情面的批评，尤其是涉及他的工作作风和群眾立场。
    一股混杂著羞愤、懊恼和难以言说的憋闷，在胸腔里翻涌。
    当他重新回到线上会议室，出现在镜头前时，所有人都察觉到了他周身散发的低气压。
    原本还在低声交换意见的常委们立刻噤声，会议室里落针可闻。
    沙瑞金没有拍桌子，也没有提高音量，但他冰冷的眼神和更加简洁的语气，本身就带来了巨大的压迫感。他扫视一圈，目光最终落在李达康身上：
    “达康同志，继续我们刚才的议题。大风厂的问题，京州市委打算怎么彻底解决？我要的不是临时安抚，是根治方案。”
    李达康早已打好腹稿：“沙书记，京州市委市政府会成立专项工作组，由我牵头，妥善做好大风厂职工的安置和补偿工作。我们会研究制定方案，由政府拿出一部分资金，同时协调相关企业，共同解决职工的生计和保障问题，確保平稳过渡。”
    这个方案，基本上是“花钱买平安”的思路，也是处理类似棘手问题的常规套路。
    沙瑞金沉吟著，似乎在权衡。
    就在这时，一个平静但清晰的声音打破了寂静：
    “我觉得，这样不妥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