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她说她跟我想法不一样，既然发展了革命友谊，那就是一辈子的事，不拋弃、不放弃！”
    傻柱挠挠脑袋:
    “大哥，嫂子……我是不是惹祸了？
    这姑娘，怎么像块年糕似的，粘手上甩不掉了？”
    “怎么会呢？人家好好的大姑娘，不至於这么没品。
    倒是你，一点儿都不爽利。
    同意你就同意，不同意你就说不同意。
    感情这事儿是能打马虎眼的么？
    我看啊，你要是真不想干，就找一大爷帮你登门去说说。
    就说年龄还小，不想耽误人家姑娘，不就得了？”
    “那样能行吗？我看那姑娘一根筋，有点儿够呛。”
    “就算这姑娘不懂事，那还有爹妈呢！”
    思索片刻。
    “这么著吧，一会儿咱们吃完饭没事。
    叫上一大爷，咱仨走一遭，到人姑娘家溜达一趟，把事情说清楚。”
    吃完饭，何雨生跟傻柱一起去找易中海，仨人趁著大月亮前往刘嵐家。
    踩著清亮的月光，往南锣鼓巷深处走去。
    进了福祥胡同，往里越走越窄，路灯的光也愈渐稀疏昏黄。
    到了最里侧，两扇吱呀作响的旧木门虚掩著，里头便是刘嵐家所在的大杂院。
    易中海和管院大爷相熟，打声招呼直接进院。
    一进院门，一股复杂的气味便扑面而来。
    煤烟子、公共水龙头旁的湿漉气、还有不知哪家飘出的咸菜味儿，全混杂在一块儿。
    院子早没了规整模样，塞得满满当当。
    各家屋前都用碎砖、木板甚至旧筐篓搭出了高高低低的小棚子，权当是厨房或堆杂物的地儿。
    这些棚子侵占了原本的院落，只留下几条窄得只容一人侧身通过的“巷道”。
    头顶上是横七竖八、像蛛网般的晾衣绳，掛满了滴著水的劳动布衣裳、打了补丁的床单，在月光下投下片片晃动的暗影。
    院里地面坑洼，也不知是谁家泼出的水，混著煤灰成了泥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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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墙根下，各家的炉子排成一排，有的还燜著微火，映著斑驳起皮的墙面。
    窗户多是纸糊的，玻璃完整的没几扇。
    隱约能听见孩子的哭闹、大人的低声絮语。
    何雨生明白，情满四合院里那是理想化的大杂院，现在看到的才是北京大杂院的真实样貌。
    拥挤，杂乱，几十户人家挤在一起。
    別说一人占几间房了，就是一家七八口子挤在一间的也比比皆是。
    每一寸空间都被用到极致，顽强而窘迫的生存著。
    最里面一间厢房是刘嵐家。
    外面嘈杂听不清楚，到近前才听见屋里叫骂声、哭嚎声。
    大院里的事情就是这样。
    只要是在屋里，两口子干翻天，男人打孩子打老婆，基本都没人管。
    只有事情闹到屋子外面，邻居们才会出面相劝，管院的大爷们才会出面干预。
    公是公，私是私，这就叫分寸。
    门里正吵得凶，三个人站在门槛前，进也不是，退也不是。
    等里头声音渐渐落下，易中海这才抬手敲门，顺嗓子喊了一声：
    “老末，在家不？”
    屋里顿时静了。
    不多时，门一推，挤出个瘦高个儿来。
    刘嵐的爹，刘老末。
    胡同里没人叫他大名，都喊“棍儿糖”
    说来有意思，这年代最喜欢给人起外號。
    给人起外號是街坊邻里间常见的乐子，也是一门不立文字的民间艺术。
    这外號不挑人，上到王公贵相，下到贫民百姓。
    甭管你是卖菜的、蹬三轮的，只要身上有个鲜明的记號，都逃不过群眾的眼睛。
    起法大致分几路：
    一是谐音借姓。
    姓叶的常被叫“夜猫子”，姓江的是“江米条”，姓蔡的就成了“菜包子”；
    二是照画像，专抓长相体態。
    瘦高挑叫“棍儿糖”或“杆儿狼”，敦实的喊“大猪”“胖墩子”，腿脚不便的得號“地不平”，脖子微微歪著的则被笑称“六点五分”，连钟錶都请来作比；
    三是品脾性。
    慢性子叫“面瓜”，爱抬槓的是“闹丧穀子”或“丧梆子”，算计人落个“阴得福”“铁公鸡”，爱说谎被称为“瞎话篓子”，浑横不吝的甚至能被封个“霸天”。
    外號背后是北京人独有的亲疏逻辑。
    真拿你当自己人，才肯花心思编排你。
    外號当面叫著响，彼此不恼，正式场合则各归本名，分寸捏得死死的。
    刘老末推门出来，看是易中海，稍微愣了愣，把人让进屋里。
    屋里那叫一个满当就甭提了，十几个平方，隔著两道布帘子。
    里面摆著一张大床，两个上下铺，地上到处是杂物，凌乱不堪，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