史书里总爱写大人物，可真正扛著这个国家往前走的，是粮仓里堆成山的穀粒，是驛道上跑断腿的马蹄铁，是衙门里熬干灯油的算盘珠子。
    东街卖烧饼的老王头每天揉两百个麵团，西市打铁的老张今年敲坏了三把锤子，这些人的日子像护城河的水，看著平静，底下全是托著国家这个船板的劲道。
    人活这一辈子，到底图什么？是当那庙堂上金灿灿的牌位，还是做田埂边生了锈的犁头？城南茶馆说书人常讲忠臣良將的故事，可柜檯后边记帐的伙计拨著算盘，不也把税银一文一文算进国库？
    普通老百姓大多没见过皇上，可经他们手的粮食，餵饱过戍边將士的肚子。
    当官不为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。
    入夜，南京城里的灯笼一盏接一盏亮起来，这些星星点点的光，正把黑夜烫出个窟窿，等著照见那个將要改变天下百姓命运的人。
    李乐知打著灯笼来到东厢房。
    李长青三人这些日子便住在李府，此时桌上摆了几道小菜，李长青和王守成围桌而坐一边閒聊，一边等著李乐知。
    李乐知推开门，身后跟著张志远，“诸位大哥久等了，下值时府衙临时有点事，耽搁了片刻。”
    每日里下值，李乐知总来跟几人一起小酌几杯。
    三人平日也无所事事，这几日李乐知坚决不叫他们跟著，三人无奈，坚持之下，便议定每日里出一个人，跟著李乐知。
    李乐知一坐定，便道：“明日午时，北京的钦差就要到府衙了。”
    李长青眉毛一挑，“不知是京中的哪位大人？”
    “临下值时，驛卒来报，是內阁的张居正张大人。”李乐知今天心情不错，张居正来南京，就是自己意料之中最好的结果。
    “李兄弟，前几日你叫我等查的那徐三公子的事，怎么个章程？是不是可以跟这位张大人提一提？”
    李长青早已把徐瑛在华亭的恶事报给了李乐知，现在听钦差来了，便问起此事。
    李乐知轻笑道：“抚台大人写往京中的信中，已提及此事，人命关天，且牵涉到徐阁老，想来那张大人到了南京，首先便是过问此事。”
    “我第一次见那小子就知道不是什么好鸟。”
    王守成向嘴里扔了一粒茴香豆，“不查不知道，这小子冒充徐府官家，在外招摇撞骗，强抢民女，还殴死那民女之母，惹了祸事便一走了之。要不是李兄弟让咱们查这小子，咱们还不知这小子身上竟然还背著人命。”
    听著几人说话，李乐知默默喝酒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。
    此时张志远道：“京中的钦差来此，这清田之事怕是要重新开始，明日开始，咱们几个须得一齐跟著李兄弟了......”
    李乐知酒量一般，此时几杯酒下肚，只觉眼前景物乱转，磕磕巴巴的问道：“几位大哥，小弟一直有一事不明，还请各位大哥指教。”
    李长青忙道：“李兄弟有事问咱们兄弟便是，咱们兄弟定是知无不答，指教可谈不上。”
    李乐知此时醉意朦朧，晃著脑袋便把心中疑问说了。
    明朝政治斗爭极少使用直接暴力手段（如暗杀、政变），而多依赖制度性倾轧与权谋博弈。
    明朝建立后，朱元璋通过废除丞相、设立內阁与六部，构建了高度中央集权的文官体系。
    官员的晋升、弹劾、罢黜均需遵循科举、监察等制度框架，使得政治博弈更多通过奏疏弹劾、党爭分化、司法构陷等“合法化”手段展开。
    例如高拱想要扳倒徐阶，只能借海瑞清查田產、御史弹劾结党等制度程序完成权力更迭，而非暗杀。
    明代皇帝通过厂卫（东厂、锦衣卫）垄断暴力工具，官员如果私自动用武力，极易触犯“谋逆”重罪。
    如朱元璋借胡惟庸案诛杀三万人，本质是皇权对暴力的绝对控制，官员间若效仿则会招致灭族之祸。
    因此，权臣更倾向利用皇权打击对手，如严嵩权倾朝野，却也只能借嘉靖帝之手剷除政敌，而非直接刺杀。
    其他例如舆论反噬、连锁报復、杀戮可能引起的动乱等等，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。
    总之一句话，暴力仅作为皇权威慑的终极手段（如朱元璋屠戮功臣），而官员间博弈，只能採用“合法化权谋”，谁敢违反规则，谁就会被群起而攻之，甚至被皇帝肉体消灭。
    综上所述，李乐知可能会因为清田之事，断了科举之路，也可能他的父亲李长远被同僚排挤打压，也可能李家从此没落。
    但最不可能的，就是李乐知会被刺杀。
    开玩笑，若是有生命危险，李长远绑都得把李乐知绑在家里，怎会让他天天在府衙招摇？
    所以房名清派了三个人保护李乐知，绝不是因为清田之事。
    这一点李长远当然知道，却也不说破，怕李乐知为此事担忧。
    李乐知当然也知道，却也没说破，怕李长远担忧。
    今日喝多了酒，李乐知终於忍不住，问了出来。
    几人面面相覷，没想到这李兄弟人精似鬼，竟早已知道自己几人每日里贴身保护並非因为清田之事，今日喝多了酒，方才说破。
    编谎话是瞒不过李乐知的，三人对视一眼，李长青缓缓开口道：“李兄弟可听说过『船帮』？”
    听到『船帮』二字，李乐知似乎酒醒了几分，搓著脸道：“当然听过，黑社会嘛。”
    明朝时期，漕军军户因赋役繁重大量逃亡，政府被迫僱佣流民、无业游民补充漕运劳动力，这些临时僱工缺乏官方编制，逐渐形成鬆散的利益群体。
    漕运船队按地域划分成“帮”，如德州帮、赣州帮等，成员多为同乡或同族，以地域纽带形成互助团体，这种结构到了嘉靖年间逐渐形成组织化，已具备帮派雏形。
    漕运水手、縴夫等底层劳动者因工钱微薄，常通过集体行动维护权益，如联合抵制剋扣工钱、垄断运输环节以敲诈商船等。
    並且有些船帮利用官船特权，故意製造撞船事故诬陷商船“损毁官產”，或藏匿漕米诬告商船盗窃，藉此勒索钱財。
    甚至强势些的船帮通过武力控制运河码头，强征“保护费”，甚至劫掠商船货物，明末漕运总督曾记载：“漕船连环锁江，商旅不得过，需纳银方解。”
    总之，船帮是漕运体系失控下的產物，本质是底层劳动者与流民的利益共同体。其通过地域纽带、宗教凝聚和暴力手段，逐步从鬆散群体演变为半公开的灰色势力。
    见李大公子了解船帮，李长青倒不需费更多口舌，皱眉道：“这事还得从李兄弟你上次收拾杨虎开始......”